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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福:釋放創造力解決“卡脖子”與“卡腦子”問題

文章來源:中國科學院院刊   發布時間:2019-06-11  【字號:     】  

  《院刊》: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在各種場合強調“創新創業創造”的重要性。今年全國“兩會”,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向改革開放要動力,最大限度釋放全社會創新創業創造動能,不斷增強我國在世界大變局中的影響力、競爭力。我們注意到,您最近主持翻譯了《創造力危機——重塑科學以釋放潛能》一書,這本書聚焦“創造”,談了很多科技體制機制和文化的內容,書中有很多原創思想和全新思考,可以說是一本讓讀者有啟發有收獲的好書。作為中國科學院院士、流行病學領域的科學家,您認為翻譯這本書對中國科技界有什么重要的啟示或者借鑒意義?能否概要介紹一下這本書的內容?

  高福:習近平總書記的講話,是為應對國內外復雜形勢作出的戰略新判斷,其豐富內涵,我還理解得很淺顯,這里只能從我自身角度談一點感受。從“雙創”(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到“三創”(創新、創業、創造),我認為體現了我們已經從側重理念的創新、側重實踐的創業,上升到了強調精神的“創造”階段。“三創”不是個別領域和某一方面的創新創業創造,而是全面創新創業創造,涉及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的全要素、全系統、全方位的改革創新,是涉及偉大民族精神內核的創新重塑。

  當前, 全球科技競爭不斷加劇,科技創新環境日益復雜。世界主要發達國家和新興經濟體圍繞創造的競爭已經成為國際競爭的新焦點。這表現在各國紛紛將創新提升為國家戰略,圍繞科技人才、資金投入、科研產出質量、評價體系和科學文化建設等展開角逐。

  然而,受人類認知水平的限制,當前人們對科學的認知在某些領域已經達到了極限。在世界科技競爭大格局中,我們自身不僅遇到了“卡脖子”問題,全人類還共同面臨著制約科技發展和社會進步的“卡腦子”問題。通俗地講,“卡脖子”問題是我們跟世界科技強國相比,遇到的關鍵核心技術瓶頸;而“卡腦子”問題,則是包括發達國家在內的、需要全人類共同面對的,對顛覆性科技變革的欠缺。

  如何破解這一問題,引發人們對創造的思考?這就是我們翻譯《創造力危機》這本書的初衷。到今天,我們的科學甚至還是啟蒙階段,我們對科學的認知還需要花時間,需要真正回歸科學,去思考科學、激發創造力。這本書就是一本關于探討如何保持科學研究的“謹慎”與“創造”之間平衡,以釋放科技界的顛覆性創新潛能的力作,內容涵蓋了科技體制機制、科學文化和科學史等諸多領域。簡而言之,我們試圖解答這樣的悖論,即當今的科學所具有的變革性和創新潛力是空前的,但是科技界在開展科學活動時過于謹小慎微,因而無法將這些潛力轉變為現實。書中蘊藏了許多原創性的思考,包括對決定科學“創造性”和“謹慎性”的因素進行了系統的梳理、分類,運用大量的事實、案例、研究結論以及科學史經典故事,探討如何重構科學生態系統從而恢復謹慎與創造的平衡。

  對于中國科技界來說,這本書的意義主要有兩重。一方面,中國科技快速發展,也面臨“卡脖子”技術甚至“卡腦子”問題,迫切需要提升科技界的創造力,也存在“創造”與“謹慎”的平衡問題,書中的許多觀點有現實指導意義;另一方面,這本書是原作者對美國科技發展的深入思考和反思,中國科技水平距離美國還有很大差距,美國人對他們的科技體制機制的反思對中國就格外有針對性意義,可以在取其“精華”的同時還去其“糟粕”,對于中國科技實現“彎道超車”有重要參考價值。

  我發現最近的大討論中,有人質疑“彎道超車”,認為彎道不能超車。我覺得這樣不妥,我們既不能盲目自大、更不能沒有信心,要堅定信念、要有定力。借鑒先進國家發展的經驗,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找準機會、抓住時機,彎道超車是可能的。問題是我們有沒有創造性地去思考、去設計,不走別人走過的彎路就能超車了。

  《院刊》:您剛才提到科技界需要平衡“創造”與“謹慎”,請問應如何實現兩者的良性合理平衡?科技界“必須堅持的謹慎”和“不受約束的創造”又該如何區分呢?

  高福:這首先要從理解“創造”與“謹慎”的內涵開始。“創造”意味著漫長而艱難的探索,常常是“從0到1”的突破,過程往往不是一帆風順的,結果其實往往是難以預料的。過去我們在科技發展過程中之所以會遇到很多“卡脖子”問題,往往是這個問題沒有搞清楚。人們常常熱衷于“1+N”的技術應用和提升,用技術集成回避關鍵技術問題的研發創造,有時候更是回避這些“卡脖子”技術問題背后的科學問題,不敢“碰硬”。現在看來,沒有“從0到1”的突破是不行的,沒有關鍵技術的突破是不行的。顛覆性的創造常常是對現有規范或者秩序的一種破壞性挑戰,會讓人感到不舒服,甚至還有危險。

  至于“謹慎”,我們常常說的“創新”一詞的定義是“有使用價值的創造”,這里的“有使用價值”其實說的就是“謹慎”。謹慎是必需的,因為能保證對事物的實用性,但也會令人保守甚至讓人堅決反對一切可能帶來損失和傷害的事情。例如,轉基因等遺傳學領域的一些進展被貼上“生物風險標簽”,汽車的發明在引發人類社會交通方式變革的同時加劇了空氣污染。同樣,科技界“創造”的步伐可能受到“謹慎”因素的阻力。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羅伯特?索洛曾經說過,在發達國家,科技進步是刺激經濟發展最好的也是唯一的因素。而這則導致了一個問題的發生:進行下游應用研究的人往往會比最初的研究者得到更多的利益和回報,研究經費對科學基礎研究的投入往往變得更加“謹慎”,進而導致了源頭“創造力”的不足。

  在理解了“創造”與“謹慎”的內涵以后,我來回答第二個問題。科技界“必須堅持的謹慎”往往是跟倫理有關的謹慎,科學研究也可能造成巨大傷害。比如最近備受科學共同體抵制的“基因編輯嬰兒”事件,便是對謹慎的科學倫理底線的突破,因此,科學研究接受約束是必要的。“不受約束的創造”是相對于謹慎而言的,科學創造需要減少甚至消除沒有必要的約束,才能實現最大的創造力。

  這兩端都不可偏廢,我們必須巧妙地加以調節,限制或廢除那些阻礙創造力而不是那些可以減少傷害或抑制破壞的規則和規定。而要實現兩者的平衡,一方面,科研主管部門要適度運用監管的“大棒”,秉承“創造優先”的原則,讓科學家能夠自主選擇研究的問題及其解決方法,最大程度地發揮創造力;另一方面,科學界與社會公眾開展對話交流,開放并公開那些觸及倫理范疇的研究工作,這樣會促進政府和社會公眾對科研可能觸犯“安全最優化”和“做好事”戒律的容忍。

  《院刊》:這些限制創造力的規則和規定,可否理解為科技體制機制的問題?當前科技體制機制中主要有哪些限制創造力發揮的文化或者規則?在新的形勢下應該如何有效破局?

  高福:科技體制機制是個老生常談的話題,同時也是一個復雜的問題,我舉幾個例子可能更容易讓大家加深對這一問題的理解。例如,科研評價體系中的官本位思想,使得科研項目的管理被按照行政思維來對待,在時間節點、科研產出成果上做硬性要求,沒有完全尊重科學的本身規律;科研經費管理部門的分散、多頭管理,對科研缺乏穩定持續支持,造成了科研經費投入使用效率不高,科研人員難坐“冷板凳”;各類“人才帽子”與后續支持和投入資源掛鉤過于緊密,使得追名逐利風氣日盛,進而造成新的不公。這些都使得人們開始認真思考現行科技體制機制的科學性,促使大家思考那些限制創造力發揮的規則和規定,即實現科技體制機制的平衡和正向激勵作用。

  要實現這種平衡和正向激勵,首先需要科技界有更加開放和合作的文化,包括公開討論、辯論甚至是質疑,讓科學家自由地交流闡述科學思想,這非常有利于創造力的提升。其次,要鼓勵新的科研模式,比如“眾包”、加強合作、鼓勵交叉研究,打破科學界的等級制和學科的孤立性。另外,全社會包括大學科研機構把科學家當作社會的重要財富的同時,要跟上大科學時代的節奏,不斷完善相應的機制。

  對科技體制機制改革,有4個措施非常迫切。一是要采取切實有效的措施給科研人員減負以鼓勵創造,過于嚴格的規定和行政程序減少了科學家本可以花在研究新穎科學解決方案上的時間,對于極少數不遵守規則觸犯底線的人可以采取零容忍甚至一票否決的方式來保證必要的謹慎;二是在科學研究的產出上,社會期待或者考核的目標也許可以適當調整一下,不應該是短期內社會生產力和利益的最大化,而應該是基于長期效果和目標的最優化;三是努力創造能夠讓科學家獲得穩定科研資助的現代科學生態系統,讓科學家能夠追逐其自由解決科學問題的夢想。科技界只有理順這些有礙科學創造的體制機制和科研管理體系,才有可能重建科學系統以實現全部創造的潛力。四是打通創新創業創造鏈接的關節、疏通創新創業創造的鏈條。今天的基礎研究,往往與應用研究甚至產品都是“零距離”,習近平總書記最近強調,要最大限度釋放創新創業創造動能。這其中最關鍵的是實現鏈條通融中發揮至關重要作用的人才。習近平總書記說,人才是第一資源,如何利用好這個資源,是我們要深入研究、認真落實的關鍵。這里就是要有宏觀政策策略,有具體的落地“文件”,讓創新創造的人才有機會、有動力去創業。對于科學家的想法與成果,不要去限制他們的“所有權”,真正允許他們去擁有創業的所得,保護好知識產權,不要擔心“資產流失”,這是重中之重。

  《院刊》:政府、社會、科研機構、科學家個體等不同主體在科學的“創造”和“謹慎”方面各自扮演了什么樣的角色?如何形成一個更好的互動機制來重塑科學釋放創新潛能?

  高福:這個問題或許可以從《創造力危機》一書中得到一些啟發。該書針對美國科研現狀和案例進行研究分析后認為:一方面,科技界不同主體在開展科學活動時的過度“謹慎”,成為了極大限制和影響“創造力”的桎梏;另一方面,某些科研主體的不謹慎,又將創新推向另一種極端,上升到科學倫理進而對創新產生新的羈絆。在塑造科學創造力的不同角色中,以社會(政府)為代表的“謹慎”一方,在資助了30%的研發和超過半數的基礎研究的同時,也把科學家和他們的工作限定在一定的范圍內;以大學等研究機構為代表的組織機構,在用科學研究塑造了其品牌價值、形成良性循環以后,其所獲得的財力和聲望能否驅動創造力的革命性創新仍不得而知;以科學家為代表的個人,是否因求知欲而從事科學研究,而不是迫于生計或追求安逸與金錢也對創造力的實現影響甚大。社會中有各種激發新發明的因素,包括增強國防、提升國家競爭力和拉升刺激經濟等,但是,對于政府、社會和科研機構而言,財務預算的有限性和關注短期的成功使得科學研究不得不趨向于謹慎,造成了對強調顛覆性創造力的不足。

  要破除這種局面,社會、科研機構以及科學家個人就要在促進顛覆性創造中共同發揮作用。這包括廣泛地提供和挖掘經費資源,建立透明的優先資助規則,以及為真正有天賦的科學家從事顛覆性研究提供充分空間,科學家獲得認可或榮譽后重新出發的“清零”思想等,因為獲得了足夠聲譽并有相當影響力的科學家往往容易故步自封、不愿去“創造”新思想、開拓新領域。還要聚焦社會最為關切的研究問題,從總體上營造出一種既鼓勵自由探索,同時又高度包容科研失敗的良好環境。

  另外,我在這里提出一個“4C理念”來幫助大家更好地理解這種互動機制。“4C”,即Competition(競爭意識)、Cooperation(合作意識)、Communication(溝通意識)和Coordination(協調意識)。社會要發展,科技要進步,就是要最大限度地發揮個體能動性,也就是要有競爭意識;然而,個體的爭奪不休又會對科技進步產生阻礙,這就要求要有合作意識;當競爭和合作同時存在,就必然少不了溝通的幫忙;而如果雙方的溝通不能調和,那第三方的協調就變得十分必要了。

  《院刊》:如何培育我國科技界勇于創造而不是過于謹慎甚至墨守成規的科學文化氛圍?科技界如何進一步釋放創造力,從而強有力地支撐世界科技強國建設的宏偉目標?

  高福:文化的變革從來不是簡單的事情,更不可能一蹴而就,科學文化氛圍的培育更是如此。眾所周知,“冷戰”期間人類第一顆人造近地衛星——蘇聯“斯普特尼克”的成功發射,激發了美國人的“愛國熱情”,為美國政府在科研上加大投入和后來成功實現“阿波羅登月計劃”點燃了“創造力”的火花。在這一點上,中國知識分子歷來懷抱著深厚的家國情懷,懷揣赤子報國之心。2019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和中國科學院建院70周年。70年來,我們黨帶領老一輩科技工作者從“餓著肚子”搞出“兩彈一星”,到召開被譽為“科學的春天”全國科學大會吹響向科學技術現代化進軍的號角,我國的科技創新能力和產業技術水平不斷提高,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大力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天宮”、中微子振蕩、“墨子號”等重大科技成果捷報頻傳,創新型國家建設成果豐碩。

  可以說,新中國成立70年來,我們已經形成了不怕吃苦、不甘落后、勇于創新的良好科學文化氛圍。然而,對標新時代,我們也應清醒地看到,在科技創新支撐經濟社會發展取得顯著成效的同時,我們與世界科技強國的要求相比確實還存在很大差距,敢于“創造”的科學文化氛圍仍然需要不斷培育,不斷完善。

  首先,要有強大的定力和自信,在科技創新戰略上堅持獨立自主,兼容并蓄,廣泛擴大開放合作交流,探索出適合自身發展的道路。這就要求創新不能一味模仿,更不能跟在一些西方科技強國的后面僅僅做些查漏補缺的工作。要增強科學理性,搶抓發展機遇,不斷強化戰略導向和目標引導,強化科技創新體系能力,加快構筑支撐高端引領的先發優勢,加強對關系根本和全局的科學問題的研究部署,在關鍵領域、“卡脖子”的地方下大功夫,力爭實現我國整體科技水平從“追跑、跟跑”向“并跑、領跑”的戰略性轉變。科學興則國家強,自主創新能力強,國家發展就有后勁。我們必須從戰略高度深刻理解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同時清醒地認識到自己的差距,補短板、強弱項,謙虛謹慎,認真學習,把創新、創造的認識深入人心,釋放創新、創造新活力。科研人員在思考自己科學研究方向時必須頭腦清醒、冷靜,牢記目標導向、需求導向、問題導向。

  其次,要培育鼓勵原始創新的文化和土壤,重構科學創新生態系統。若要在重要科技領域成為領跑者,在新興前沿交叉領域成為開拓者、取得標志性科技成就,我們就必須瞄準世界科技前沿,追求卓越科學,持續加強原始創新能力。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基礎研究是整個科學體系的源頭,是所有技術問題的總機關。例如,通過加強頂層設計和注重統籌協調,把握好基礎研究這個關乎源頭創新能力和國際科技競爭力的創新之源,促進我國基礎研究實現高質量發展;以關鍵共性技術、前沿引領技術、現代工程技術、顛覆性技術創新為突破口,努力實現關鍵核心技術自主可控;以前瞻性基礎研究、引領性原創成果重大突破,夯實世界科技強國建設的根基。同時,要有支持原始創新的文化和土壤,理解科學是具有偶然性的過程,理解重大科學發現往往是不能提前規劃和設計未來的客觀現實,進而建立容錯機制,建立寬松的創新文化環境,構建有利于原始創新的科研誠信體系。

  最后,要根治嚴重影響科技創新的頑疾和瓶頸,建立與之相適應的體制機制。當前,科技體制改革進入全面深化期,要激發科技創新活力、解決“卡脖子”難題,就必須從市場機制、合作機制、激勵機制、人才培養機制等方面狠下功夫,力促科技與經濟緊密結合,倡導面向國家需求的新型創新合作機制,完善科技人員激勵培養機制,推動《科學技術進步法》等法律的修訂,從管理等體制機制上切實為科研松綁。這種對創造的鼓勵可以從不同層面來發起。例如,政府部門可以發起大項目來支持倡導,也可以通過科學界的內部調整來逐步實現。我們要對提升創造力產生共識,雖然目前這種共識可能僅僅在某些學科初露曙光,在大多數學科還沒有,而這恰恰意味著,創造與謹慎的平衡在各個領域被接受的程度和難度是不一樣的,科學文化氛圍的培育需要循序漸進。

  縱觀歷史,科學的創新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深刻影響著國家前途命運,也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深刻影響著人民生活福祉。創新與創造也早已不分彼此,共同成為社會進步的代名詞。我相信,只要我們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認真貫徹落實黨中央加強新時代科技創新的戰略部署,充分自信,保持理性,穩中求進,擺脫慣性,緊盯建成創新型國家和世界科技強國的目標,重構科學研究“謹慎與創造”的平衡鏈條,我們的科技創新就能不被任何力量打斷,中華民族的科技強國夢也一定會實現!

  高 福 中國科學院院士、美國國家科學院外籍院士、發展中國家科學院院士、愛丁堡皇家學會外籍院士、非洲科學院院士,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主任、第八屆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副主任、中國科學院大學存濟醫學院院長、中國科學院北京生命科學研究院副院長、中國科學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員,《科學通報》主編。主要研究方向為病原微生物跨種間傳播機制與結構免疫學,如禽流感等動物源性病原跨種間傳遞的機制以及艾滋病病毒等囊膜病毒侵入的分子機制等。




(責任編輯:侯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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